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也就是这个国家国民的读书史。鉴于官员在国家机器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他们对于读书和从政二者关系的态度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官场风气，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风尚。
在中国古代，官员读书是持续性的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也是官场的显性规则。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色彩非常浓郁，实现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就是入仕为官。因此，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这些文人士子秉承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理想，经过儒师的悉心调教和官场的耳濡目染，入仕时大都谙熟治乱兴衰之道，知晓 为人处世之理，成为一名合格的朝廷命官。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文人士子们通过经年累月的读书，不仅蓄积了丰赡学养，而且提升了高迈人格，换言之，读书造就了称职的官员，而官员继续读书则成就了更大事业。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漫长苦读且深入传统文化肌理的人，才能通过严苛的科举考试，才能在官场里登堂入室。因而，但凡具有读书天赋、家境又允许的学子，大都养成了读书习惯，为官之后依然读经诵史，赋诗作文，以此颐养性情、陶冶操守、 净化心际、提升境界。另外，凡是国盛民阜、天下太平的朝代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学术的朝代，此时考核检验官吏的准绳，不仅要看其政绩大小，也要看其文化修养的高低。
中国古代官员把读书和从政合二为一，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有一定关系。秦汉统治者将偃武修文、重用儒生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到了隋唐逐步建立并完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选人用人的主要途径，它把考查文人学子对古典文化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文字的组织能力，作为公开选拔官员的基本依据，所以不读书者不能入仕为官。士子们一旦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在读书为文方面更加勤勉笃毅，成为为官和为文两方面的典范，他们既是垂范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又是名留青史的杰出文学家。当然，喜欢读书与做个好官并不一定成正比，例如清朝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不过，虽说喜欢读书不全是好官，但赃官劣官则大多是不喜欢读书的草包，因为此类官员的兴致根本不在读书上，而是钟情于那些污七八糟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