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12月30日，2012年的最后一个周末，北京、上海、广州的异地高考政策“压哨”出台。截至2013年1月1日，全国共有27个省市已公布随迁子女就地中高考的方案。
这其中，浙江、江苏等地的政策收获颇多赞誉，多数省份也被指称“有诚意”，而争议一致指向最后“堡垒”—北京、上海、广州。这三者中又以北京推延出台异地高考方案的表态招致最为激烈的讨论。
事实上，一年来，异地高考的话题在京沪持续热议，由于牵涉教育利益，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裂缝非但没有弥合，反而越发深刻，这让不少教育学者非常心忧。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异地高考不是一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对决，他们各自都有利益诉求，都要追求教育公平，这无所谓对错，而教育公平要通过制度改革来推进。
尴尬破冰
不及格、零分，这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分别给沪、京两地方案的评分。近两年，他已三度向国务院及教育部递交建言书，呼吁放开异地高考，而目前的局面让他失望。
“四部委布置的‘作业’是异地高考，上海的突破尽管和预想一样小，但至少有一个方案，而北京仅上交了一张‘异地高职’的答卷，再无其他，这简直不可思议。”张千帆直言他的担忧，那些已在北京就读初三、高三，“等着政策”参加考试的孩子们怎么办？
2012年8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于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政策。
2012年12月30日，北京市表态，暂不出台异地高考方案，未来3年将实施过渡政策，即满足社保、学籍等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在京参加中等及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
同一天，矛盾同样突出的上海出台《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沪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方案》。其中指出，上海将于2014年实施与《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简称条例)相衔接的异地高考政策。
根据2012年11月22日公布的条例草案，上海居住证实行积分制，指标体系目前尚未公布。但从2002年实行的《国内人才申领上海市居住证审核试行办法》中便可窥见这一体系，比如，受教育程度项，具体积分标准为：博士25分；硕士23分；学士21分；大学本科20分；大专(高职)10分；高中(含职校、技校、中专)及以下0分。
草案规定，在上海拥有合法稳定职业、住所，并加入社保的外来务工人员可以办理居住证C证，积分达到规定分值后才可申领A证，而只有持A证者的子女获准在沪参加中高考，其余则只能入读上海的中等职业学校或返回原籍就学。
“难度较大的其实是广州，因为，它的移民人数与当地人口的比例超过北京，为何广东能出台方案，而北京只能交白卷？”张千帆认为，在过渡时期，政府需要观望有限放开后的市场反应，作为一种暂时性政策。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北京的外来人口达704.5万，在常住人口中的占比为35.9%，而广州的两项数值分别为476万和37.48%。
“移民”情况相当，而广东省目前的规定较为开放：积分入户的外来务工子女明年便可就地高考。就地高考的条件是在粤拥有连续三年的高中学籍，父母持广东居住证，拥有合法稳定的职业、住所，并连续缴纳三年以上社保。
“一直以来，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城市管理制度不接纳、不包容非户籍人口，这一次，京沪两地都从实际出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安排，做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与他们的期望还相差很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时代周报。
“拼爹”游戏？
事实上，2012年12月30日，北京方案一经曝光，便由于只字未提大学本科的开放时间，立即引发质疑。而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则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总结了异地高考政策难有突破的原因。
限制首先来自于资源。据称，北京市目前的常住人口为2000多万，已超过国务院2003年批复的总体规划中所提出的“到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调控目标，由于人口集中，资源环境正面临严峻挑战。
其中，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线联平称，由于随迁子女人数快速增长，到2014年，北京市一年级入学人口将从目前的10万剧增至18万，小学在校生总量则预计从68万跃升至84万，而且之后几年还将持续增长。
资源紧缺也正是不少京沪籍人士反对异地高考的主要原因。上海“守沪者联盟”的发起人老崔此前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现阶段放开异地高考，那么，大量欠发达地区的人口会涌入相对发达的城市，这对于城市管理来说是极大的负担，故而，上海有必要设立一定的异地高考门槛。
这一门槛目前体现于《上海市居住证管理条例》(草案)。其中指出，对于子女可在沪中高考的A证，申请者需提供学历、职称证明、一年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或投资开业证明，以及参加社保的证明；C证的要求则是6个月以上的劳动(聘用)合同或营业执照，以及参加社保满6个月的证明，而第三种T证没有对学历、社保及劳动合同作出任何限制。
“过去，上海居住证分为引进人才类、普通就业类和投靠就读类。现在的A证相当于人才类，而C、T证则是就业类。从以往上海对引进人才类居住证提出的要求可以推知，新的指标体系下，积分较高、获得A证者一般至少要具备知名大学的学历，一定的职称，并且从事某些工作，而普通进城务工人员根本无法跻身。”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告诉时代周报，“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是其中的职业歧视、学历歧视，归根结底又可以称为行政歧视，也就是，当由行政机关决定谁是人才的时候，他们首先将学历和职业作为重要的标准，并将之与子女的教育挂钩。”
而其中的弊端又显而易见。“比如现在的‘三马’，马云和马化腾以前都是三四流大学的毕业生，显然要被居住证制度排除在‘引进人才’之外，而马明哲最初的学历只有初中，早年曾是一名水电厂工人，彼时的他恐怕也无法取得A证。当我们走向市场经济，当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由市场决定，为何人才的判定依然由政府掌控？”傅蔚冈说。
“我的学历和职业或许说明我不够优秀，但我敢说，我的女儿和那些可以获得A证的人的孩子一样优秀。”小学学历的林元祥来沪15年，在浦东开一家洗衣店，没有社保，没有户籍。去年，他将读初二的女儿送回了安徽老家，好几个月才能见上一面。12月里，他几乎读遍了有关占海特以及上海居住证制度的所有报道，看到“守沪者”有理有据的反对之词，这个中年男人自称会“掩面而泣”，“自觉深深愧对孩子”。